這是一條野心勃勃的街道，在它周圍，滴滴曾度過最初的艱難時刻，知乎在800米外誕生；它見過百度如何風光上市，也目睹排隊退OFO小黃車押金的隊伍有多長。

　　它由三四層高的灰色小樓填充，創業最紅火時，里面的一臺桌子能注冊4家企業。咖啡店擠走了面館，一到夜晚，落地玻璃上映著藍幽幽的屏幕光。

　　盡管它只有220米，但它被稱作“創業文化圣地”“創業者精神家園”，北京大學創業訓練營、車庫咖啡、3W咖啡等公司都容身于此。這里一度成為中國的地標：中關村創業大街。

　　2021年的冬天，最南端超大的LED屏幕是這條街的至高地，當它首次點亮時，展示的第一行字是“Hello，universe”(“你好，全宇宙”)。

　　“你當董事局主席，我來當董事長”

　　涂金燦的店在街道一端盡頭，他對這條創業大街情緒復雜。這條街原本是海淀圖書城步行街，書店云集。2010年涂金燦來到這里修家譜，“來往都是文化人”。后來他眼看這條街身價暴漲、被驅趕、打官司，兜兜轉轉，如今還在這里。

　　涂金燦喜歡待在昊海樓的地下室，“一個日加個天，天空很大，意思是知識的海洋也很大。”以前樓里裝了40多家書店，如今只剩2家，且只有線上業務。

　　地下室阻擋了寒流，偶爾還需要開風扇驅散悶熱。書把這里塞滿了，也在視覺上增了溫。涂金燦這些年攢的舊書、給客戶出的個人傳記填滿書架，有的只能摞在地上，占住過道。

　　他在一樓還有個門臉，挨著“中關村創業大街”的牌坊，那里通風好，也更明亮，但涂金燦還是愿意待在地下室，一是替代不愿在地下工作的員工，二是躲避街上七七八八的人。

　　這個59歲的湖北孝感人頭發白了，身子也大不如前，但創業的激情未減，說起什么話頭，他立刻從沙發彈起，在舊書堆里尋找印證。

　　2011年到2016年，他活躍在大街上。先是租下地上三層樓，招牌做得很大，前面、側面都是廣告。

　　2014年，這條街正式變成創業大街，他不得不在招牌里加上“互聯網+百家姓”“互聯網+親友圈”。后來，他被告知“行業態勢不符合規劃”，大招牌換成小燈箱，經營面積也縮小到一層。現在，店名貼在用圓木墩撐著的玻璃門內側，不算顯眼。

　　他見證了這條街自信心最膨脹的那幾年。好些人嘴里說著要做下一個淘寶、京東，成為中國的比爾·蓋茨、貝索斯。咖啡店門口每天都有新的項目推介廣告，涂金燦去聽了3次投資人徐小平的講座，每次都擠不上去，等了1個多小時，人們還圍成一個圈滔滔不絕地討論。

　　涂金燦的書架上如今還擺著《這就是馬云》《螞蟻金服》。他當初也主動入網，推薦自己，卻總被批評超時、“不著邊際”。“我要從姓氏文化、家族文化、個人文化談，他們說不行，只有5分鐘。”組織者告訴他發言分三段：第一，說成就，起碼放大10倍，掙了10萬元要說成100萬元；第二，馬上說有什么困難，希望互聯網怎么幫你；第三，需要投多少錢，多長時間內能翻多少倍。

　　涂金燦交了3.9萬元學費，參加“給企業看病”的培訓班，第一節課聽得很興奮，到第二節課就發現，上去講授成功經驗的人是“托兒”，他認識，根本算不得成功。

　　剛開始涂金燦自稱總經理，人家說太傳統，要叫總裁、CEO，后來街上的人建議他叫董事局主席。“你修家譜，你是要做一個獨角獸的，你以后是千億元的產業，所以你當董事局主席，我來當董事長。”街上的常客對他說。

　　這里名片比頭銜值錢。起初印一盒名片只要10元，后來漲到50元、100元，涂金燦跟自家店里的人說，要是搞個復印機，也能日進斗金。

　　有些創業者常穿同一件襯衣，打唯一一條領帶，每晚回去清潔行頭，鞋子卻總是破破爛爛的，因為照相一般只照上半身，看不到鞋子。

　　當時還有人跟涂金燦說“你放一天假不要出現，把你的位置讓我坐一下”。這位創業者花1000元租了一天的辦公室，換上自己的營業執照，“投資人都愿意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讓他看到從零開始就不愿投資了。”

　　在這條街上，外賣一定要提前一個半小時預訂，不然等到下午才能吃上午飯。那時移動支付還不像如今這樣流行，銀行的自動取款機要排長隊，被取光錢也是常有的事兒。

　　有的人奔波于一個又一個項目發布會，連上廁所的時間也省略了，實在憋不住，廁所又在等位，就在角落解決一下。“街上看著光鮮亮麗，其實后巷臭氣熏天。”涂金燦說。

　　他曾想拍一部電視劇，類似《七十二家房客》，地點就在街上的“創業會客廳”，“這里可以串起各種人，項目和故事不斷在變。”這個場所本來是為創業者提供咨詢辦證、尋找投資人的地方，“現在變成了問路、拿快遞的場地。”涂金燦說。

　　冬日正午，3W咖啡和車庫咖啡人不多，零星有人拍照或拿著手機直播。風刮了一陣又走，涂金燦看到街上的保安換了，以前是高個子、形象好、普通話說得好的年輕人，現在換成腦袋歪歪的大爺。一次，一位老年主顧告訴涂金燦，保安不知道他家的店在哪里。涂金燦說：“我們幾乎是這條街時間最長的單位，怎么不知道，我氣死了。”

　　精神工程

　　在昊海樓的地下室，涂金燦捧出一摞新產品。紅色的禮盒里裝著一套家譜，封面上嵌了一個放大鏡。“老人有消費能力，有情懷，也有時間搞家譜。”涂金燦看好這門生意，社會正進入老齡化，市場可期。

　　在他看來，修家譜是聯系親情的過程，“我們說古代有8次大移民，實際上最大的移民是現在，幾億人離開自己的土地鄉鎮，到外面求學打工，很多家都是分散的。”

　　修家譜的“工具”包括網絡、檔案館和宗親會。“網絡上最多這種情況，某一個人說了，其他人都跟著說，大多都不搞研究，所以要鑒別。”一種屢試不爽的方式是“去地方檔案館查50年代的檔案，那時劃成分，登記了家里幾口人，有哪些地，從哪里來。”

　　河北一位富商在母親80大壽時曾委托涂金燦調查自己的出身。他們從檔案館查到這家人在河北遷徙過3次，最終發現祖先是從山西洪洞縣遷移而來。

　　2010年以前，涂金燦尚未搬到創業大街，他從深圳創業失敗，背著幾十萬元的債務北上，借弟弟的身份證辦信用卡，套現5000元。2000元租房子，1000元辦網站，又花1000多元買了兩臺舊電腦，最后剩幾百元在手里，正擔心撐不下去了，生意來了。

　　一名高校教師出現在公司開張的第三天。“你別看我現在人五人六的，其實我是個混蛋”。他開口，要寫一本懺悔書，名字叫《地獄之門》。

　　這位教師年輕時和下鄉女知青談戀愛，山盟海誓，女知青懷孕了，還打了胎。后來他考上大學去了省城，關系維持了兩年，他就不再寫信。他此后出過十幾本書，但這一本不能公開。

　　接到第一筆生意，涂金燦收了2萬元。“第一本書做得很差，不知道去哪里做，封面找了一個地方，內頁一個地方，裝訂又一個地方，找了三個地方把書做起來。”準備送書時，涂金燦心里忐忑，他拉著推車，坐公交車到對方訂好的飯店，惴惴不安地上了2樓的包間，兜里揣著錢，心想萬一對方不滿意立刻還他。

　　包間里坐了三兩好友，教師拿過書一看，不錯。飯畢，他載大家到了一處宅院，燒香，沏茶，言明每個周末來此讀一段書，以示懺悔。這本五六萬字的書讀了兩個月結束，他也輕松了。“出書是個精神工程。”涂金燦說。

　　在涂金燦的業務中，個人傳記的占比遠超修家譜，人們給自己的書起名《戎馬一生》《我的足跡》《歲月如歌》《愚人實記》，“以前寫自傳的都是大人物，政治家、軍事家，自從明星能出書了，百姓也跟著出，我手寫我心。”

　　剛來北京時，他注冊公司起名“時代弄潮文化發展公司”，心氣足，要闖蕩一番。他那時穿筆挺的襯衫顯得意氣風發，不像現在常穿中式大褂。他在店鋪的玻璃上畫上將近兩層樓高的大樹，葉子上是百家姓，枝繁葉茂，希望公司跟大樹一起成長。

　　2016年，他在南鑼鼓巷開了分店，“最多時一天有2100人的客流量”。

　　一位華僑路過，想給即將出生的孫輩找回字輩，用以起名，唯一的線索是父輩墓碑的一張照片。工作人員循著墓碑上的地點，找到了廣東蕉嶺縣李田村，拍下祠堂照片傳至海外。100多年前，這個家族的先人就是從這里坐船離開，南下謀生。

　　涂金燦還借了高利貸，把店鋪裝修成仿古樓榭，辦盛大的活動，搜羅媒體電話主動聯系采訪，試圖建立一個家譜帝國。

　　想實現財富自由的文化人

　　在中關村創業大街，傳統未必是一個好詞，它被一些創新者認為是腐朽和格格不入的象征。

　　2017年，涂金燦離開了創業大街。最初，三層樓的租金是90萬元，離開時租金漲到接近400萬元。

　　涂金燦與二房東僵持不下。雙方對峙中，二房東把門鎖了，涂金燦的家當，包括身份證都被鎖在屋里。夜里，他偷著去拿家譜資料，被對方的人發現，他一著急，從二樓跳下來，兩腳摔骨折。

　　“因為地面鋪了水泥，要是土就沒事。”涂金燦模仿著著陸的姿勢，強調自己以前練過體育。

　　他進了醫院，店鋪也元氣大傷。給腳做手術的錢是靠一位主顧從武漢送來的2萬元尾款結算的。此前借的高利貸在2018年除夕找上門來，第二任妻子又跟他鬧離婚，團圓時刻，他獨自坐在輪椅上流淚。

　　“現在回想，在南鑼鼓巷開店太冒進了。”為了還錢，他把房子也賣了。最窮的時候，食物只有饅頭稀飯和腌菜。下午等到蘿卜青菜曬蔫，一塊錢買走一堆，回去用鹽一腌，再去學生食堂買饅頭，解決一頓飯。

　　也是坐在輪椅上，他著手恢復公司。2018年，他先是搬回創業大街的地下室，又過了一年，家譜傳記館重新出現在大街上。現在，有20名員工，三分之一的時間盈利，三分之一的時間虧損，剩下三分之一平衡。

　　“我最大的天賦就是能忍。”涂金燦說，像他這樣做民營企業的，山珍海味也吃過，靠信用卡借錢的日子也有過。

　　涂金燦1962年出生在湖北孝感，外婆家在“賣身葬父”的董永墓旁，他在那里長成一位文學青年。在農村教書的日子，他搞起文學社。“《巴黎圣母院》當時能抄下來，路遙的《人生》也抄了幾遍，高爾基的東西我們都會背。”上世紀80年代，多數文學社模仿歐洲文學、蘇聯文學，涂金燦已經開始重視地方歷史和文化，“搞地方戲劇”。

　　做生意是另一項才能。他在老家開書店，比較早引入會員制和租書，還賣過文具和婚慶用品。

　　有段時間，農村盛行打麻將。擲骰子時常掉進土房子的地縫里摳不出來。涂金燦進了許多骰子，像糖果一樣擺在塑料罐子里，有時剛開門，就有村民嚷著買骰子，很賺錢。

　　1992年，涂金燦去了深圳，冒險家的樂園。他篤信成功人士的名言“人要靠肩膀以上的部位掙錢”“要做99度加1度的生意”。他編過雜志、搞過廣告代理、勞務介紹、裝修講座，但總是不成功，朋友也弄得四分五裂。他覺得是因為書生開店，營銷管理能力差，于是去保險公司學習。

　　38歲，他從保險業務員做起，能吃苦，把深圳跑熟了，一天打200個電話，發500條短信。因為有文化底子，短信編得精彩，100條能有3條回復。他用兩年升了副經理，但很快看穿在保險公司“干長了也成功不了”。他的人生目標起初是參與社會治理，后來想做個財富自由的文化人。

　　涂金燦的合伙人、在創業大街背面開文房四寶店的王立軍評價他，對于做生意來說，顯得過于單純了。涂金燦被老太太賣的假“袁大頭”騙過。有次一位農民打扮的人挑著扁擔來到這條街上，賣一種瓷器，說是清朝的，明眼人一看就是騙子。家譜店的員工說，趕緊讓他走，別讓涂總看見。

　　“你跟他講什么，他就信了，非常感性。”王立軍說。2016年，南鑼鼓巷的店在簽約后，發現有違建問題，辦不了營業執照，慘淡收場。2017年，涂金燦跟中安民生養老中心合作，合作方被曝出以房養老，抓了起來。

　　但單純有時也是優點。公司的一位主力伍冬發說，“對于寫東西的人，不需要那么多套路技巧，不夠圓滑，反而容易成交。”

　　回創業大街，涂金燦在報刊上做了許多廣告，他說“搬走就等于自殺”。他攤開那些積灰的頁面，雖然進入互聯網時代，但他的業務主要靠熟客上門以及口口相傳，加印個人傳記部分支撐了店里的開銷。他因此重回大街。

　　想做百年老店，但投資人不能陪他那么久

　　出了上千本傳記，涂金燦卻不知道該怎么描繪自己的創業人生。在天眼查上，他處于欠錢狀態，遠遠算不得成功。

　　快到退休的年紀，他也沒放棄嘗試，最新的想法是準備聯系雷軍，搞文化養老平板電腦，叫“老米”。

　　他最近還準備制作青少年版家譜和網紅版家譜，讓姓氏達人在盒子上簽名，更有賣頭。“姓氏文化就是圈子文化，互聯網不就是圈子文化嗎。”

　　不過他不打算自己做直播短視頻，只負責供貨，“文化是靠積累的，講一個月可以，第二個、第三個月講什么呢。”

　　他仍堅持一些古樸的原則。他想通過同姓的微信群賺錢，但群主一定要找本地人，名聲不能壞，誠信是根本。

　　在這條街上創業的人，大多比他年輕，也更有想法。他從書架上掏出一個棕色封皮的筆記本，普通樣式，內頁里寫著“××大學行政管理專業2011級”和一個工整的名字。

　　筆記本是涂金燦花5元從收廢品的人手里買的，收廢品的人正準備把本子浸入水中，增加重量。他搶救下來，看見里面整齊的管理筆記、融資計劃、講座重點以及投資人的電話。“你知道嗎，這個雷軍的電話值5000元。”

　　收廢品的人搖搖頭，告訴涂金燦，本子的主人趁著夜色悄悄跑了，“怕下面的人找他要錢”。

　　從報道中得知，筆記本的主人讀大學時休學創業，有認準的方向和清晰的規劃。他曾站在昊海樓的露臺上對記者說，一個月后，不遠處的麥當勞將是他的。

　　后來麥當勞確實沒了，但他不是新主人。他需要融資400萬元，創業大街最火時，有人追著他投資300萬元，他沒要。過了一個月再去找，對方忽然表示對O2O(線下商務與互聯網結合)開始懷疑。他沒有融到錢。

　　這位年輕的創業者早起晚睡，曾說“有夢想的人睡不著，沒有夢想的人睡不醒”，后來他說自己通過跑步、打坐的方式釋放壓力。

　　涂金燦翻著筆記本里條理清晰的內容，對這位后輩表示佩服。2019年，他撥打過筆記本里雷軍的電話，沒有找到雷軍本人，一位疑似秘書的人說，“雷總不會跟你聯系”。現在，那張記錄雷軍電話的紙不知被誰撕走了，留下崎嶇的斷層。

　　創業大街上，有創業者選擇回家，也有人繼續留守。靠一瓶水和一個饅頭，能堅持幾個月，他們打地鋪，或是尋找幾十元的膠囊公寓。吃飯時，自己總吃一個便宜的菜也膩，大家就帶著各自的菜集合，分著吃。

　　“以前農村沒錢就‘請會’，現在叫眾籌。”人們參會集資，以解一時之急，“在這條互聯網創業最新的街上，窮到最后，這種古老的形式又重生了。”

　　創業者總有活下去的辦法，有人開始做外賣，專門賣給創業者。還有人做信息販子，只要有推介會就去參加，既能吃頓飯，還有紀念品，主辦方也樂得人頭充數。信息收集來，再給新人指點迷津，大佬的電話因此被炒到高價。一些店外的小黑板換成了“專業撰寫商業計劃書，提升投資人約見率，歡迎進店咨詢”的廣告。

　　涂金燦當初想不明白，為啥自己有實打實的店面、有這么多年積攢的用戶、有管理經營經驗，還比不上別人的幾頁PPT、一個商業計劃書。

　　在創業大街開門迎客的日子里，有做基因測序的科技企業同涂金燦尋求合作，也有投資人踏進門里，很快又走了。“別人盡管只是一個方案，但爆炸性增長比你快。”他們告訴涂金燦。他想做百年老店，但投資人不能陪他那么久。

　　繁榮的背面

　　幾十年前，中關村的這片土地曾是農田和養豬場，后來時代變了，“豬”在風口上也能飛起。

　　涂金燦也想乘上東風，他在店面樓上讓出十幾個工位，搞起孵化器，來了幾個“點子大王型”的人，有做美容的、有婚姻介紹的、有賣舊貨的，還有做數字貨幣的，“社會上流行什么，他們就搞什么”。

　　大多數堅持了半年就跑了。大街上店面更新的速度很快，家譜店的伍冬發常看見，大卡車總是在拉走東西。有些辦公物品被留下來，由幸存者繼承。家譜店里談事的桌子、辦公的椅子都是以前的租客留下的。在隔壁空蕩的地下室，一張沒人的桌子上散落著3張營業執照，名稱里有“科技公司”“物聯網”和“區塊鏈”，這3家公司成立于2018年的夏天。

　　涂金燦并不排斥互聯網創業。2006年，剛來北京時，他聽了某位互聯網大佬的話，開始搞互聯網醫療，建立了“中國搜醫搜藥網”，“盡全力完美打造中國醫藥網絡的航空母艦”。

　　“實際上連海淀區都沒走出去”。搞了一年半，虧了30萬元，“堅決不搞了，醫療是一個高度專業性又要負責任的行業”。涂金燦說。

　　他認識到，互聯網創業成功率不高，“幾乎只有第一，沒有第二，同一行業誰做成功了，其他同行壓力就很大。”涂金燦腳摔骨折后，困在地下室，被迫第一次接觸網購，發現同一件東西人們更愿意買銷量最大的，“特別容易壟斷”。

　　伍冬發也有同感，大廠集中了最好的資源、最大的資本、最優秀的人才，更容易成功，其他普通創業者不太好做。

　　“他們把互聯網創業的起點看得太低了。它需要高知識高技術，并且特別能融資，管理營銷方面要會抓，這三方面達標的團隊太少。”涂金燦說，創業的木桶理論，缺一塊木板都不行。有人卻用僅有的一塊板，試圖水上漂。

　　“以為靠一個點子就能一夜暴富，這些人往往最后很慘。”涂金燦說。

　　涂金燦為員工提供的宿舍里，住著一位創業者。白天，她在一塊閑置的區域辦公。這里原屬于一家創新企業，背景墻上還掛著員工充滿希望的笑臉和安卓的小機器人。現在，創業者的一臺筆記本電腦和兩部手機，以及一個落地燈占領了此地。她每晚直播，“弘揚傳統文化”“跟同頻的人加一個深度鏈接”。

　　她推崇一位粉絲眾多的文化主播，贊揚她的勤奮，“每天早上4點起來備課，下午2點下播，堅持了半年”。而她自己的直播間一直不溫不火，“搞文化一定是去物欲的，做得越好，越要靜下來。”她說自己最近在悟道。

　　她出生在湖北農村，父母和哥哥弟弟都曾在北京打工，后來城市改造，他們回了老家。41歲的她一直在北京堅持“走在信息化的前沿”。

　　她始終保持一種過來人的姿態跟來訪者普及概念，只有在談到投資人時眼睛一亮，“你能幫我引薦嗎？”夜晚，周圍黑下來，只有她的直播亮著燈，靜靜等待新一天可能的改變。

　　公司的主力伍冬發是70后，在大街這么久，也沒搞懂什么是區塊鏈。“到了我們這個年紀，離退休還有一段時間，怕被時代拋下，很多東西層出不窮，能嘗試的賽道不多，用井底之蛙形容不為過。”

　　伍冬發剛來這條街時，外墻的磚裸露著，還未改造成有花壇的美麗街道。后來公司搬去過小房子、去過南鑼鼓巷、去過紫竹橋，顛沛流離，四處落腳，險些倒閉，一再尋求生存下來的機會。

　　他職業生涯最美妙的時刻是2019年重回中關村創業大街。房租降了，他們把分散各地的物料一車車拉回，拉了一個星期。最終大家把電腦打開，網也通了，踏踏實實坐在那里時，他感到心滿意足。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重了大街的冷落，但對家譜店來說，影響正負相抵，線下客流減少，但人們關在家里想要寫東西的時間多了。

　　“修家譜是根脈文化，越往下走，越實在。”扛過房租、挺過疫情，涂金燦還在思考如何讓“大樹”落地生根。但第一步，是要有個門面，他因此執意2019年回到創業大街的地面，留著門臉迎客。

　　“街上的公司不會像我們活這么久，雖然有的住著大房子，突然有一天房貸跟不上了，可能就淪落街頭。我們雖然過得不太好，但能撐個十年八年，就像農民有幾畝地，餓不死。”伍冬發說。

　　這條街雖然沒有原先熱鬧，但他相信，虛假的繁華后沉淀下來的沒準是真金白銀。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杰文并攝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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