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集團為例，經測算，平臺應用后平均每度電降低成本支出0.07元，能源成本節約率9.8%，預計全面推廣后每年可節約充電費用160余萬元。”近期，山東青島某巴士集團信息技術總工程師程鵬表示，通過AI算法生成不同線路及車型的車輛充電推薦方案，旨在幫助企業實現成本的降低與效率的提升。

這是山東省公布的典型大數據創新應用場景名單中所包含的一個場景。受訪專家表示，隨著大數據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應用的持續深入，更多類似的創新場景將不斷涌現，為企業降本增效、提升服務質量提供有力支撐。

在此背景下，公共數據作為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中的關鍵組成部分，應如何更有力地賦能千行百業、服務千家萬戶？

近期，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公共數據資源開發利用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中央層面首次對公共數據資源開發利用進行系統部署，釋放了鼓勵發展的鮮明政策導向，對數據資源開發利用具有里程碑意義。

“大數據作為國家戰略性資源，發展數字經濟是我國實現民族復興偉大夢想的千載難逢的機遇。對此，我們必須牢牢把握這一機遇，長期堅持對大數據的開發與應用，持之以恒，久久為功。”中國人民大學明理書院院長杜小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意見》的發布是我國大數據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意義至關重大。

《意見》圍繞深化數據要素配置改革，擴大公共數據資源供給；加強資源管理，規范公共數據授權運營；鼓勵應用創新，推動數據產業健康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營造開發利用良好環境等四個方面，部署加快推進公共數據資源開發利用工作。

在杜小勇看來，公共數據具有規模體量大、價值潛能大以及政府掌控力強等特點。加快對公共數據資源的開發利用，一方面能夠充分釋放公共數據所蘊含的要素潛能，另一方面也對數據要素市場的發展起著明顯的帶動作用。

記者注意到，當前全國多地正逐步在公共數據開發利用方面下功夫，著力優化公共數據資源配置，持續完善一體化數據資源體系，從而推動整個數據產業加速發展，駛入“快車道”。

國家數據局副局長陳榮輝介紹，截至今年7月份，我國已經有243個省級和城市的地方政府上線了數據開放平臺，開放的有效數據集超過了37萬個，最近八年來增長了44倍。

例如，截至目前，山東匯聚高質量公共數據2300余項，圍繞政務服務、社會治理、產業發展等重點領域，聯動打造了100余個“數據要素×”典型案例；寧夏銀川作為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試點城市，近年來在公共數據資源開發利用方面成效顯著，形成了智能算力 3000P以上、政務數據資源5億余條、數據規模8000余TB的良好局面。

可以預見，公共數據價值的釋放，能夠帶動數據產業生態的發展與繁榮，進而實現經濟效果的放大、疊加以及倍增。

“盡管在認知上，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的地位已得到越來越廣泛的認同，理論研究和實際應用也相當活躍。”杜小勇同時提醒，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當前，數據供給與需求結構性矛盾突出。

對此，杜小勇建議，數據治理是解決數據危機、推動數據實現要素化的新興科學領域。數據治理的目的在于提高數據的質量，實現高水平的數據資源供給，從而為各行各業的發展賦能。《意見》的發布，必將極大地促進面向公共數據的數據治理體系的建立與發展。

為了系統性地解決公共數據資源“供得出”的問題，《意見》重點針對公共數據授權運營行為進行了規范。

記者梳理發現，圍繞公共數據授權運營工作，北京、上海等地，以及人社、氣象等部門單位紛紛展開探索，安徽、海南等地制定出臺授權運營的專項制度或專項政策，不少省份和地級市上線運營平臺或運營專區，在實踐中形成整體授權、分領域授權、依場景授權等多種模式。

此外，隨著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不斷涌現，新的安全風險也隨之產生，給社會帶來諸多挑戰。

“數據流通中的安全風險是關鍵所在。”面對新技術所引發的安全制約，杜小勇提出如下建議，各方應當樹立正確的安全觀，并且建立起數據要素發展生態與數據安全治理生態的協同機制。

具體而言，從數據要素生產的維度來看，存在數據匯聚生產、數據發布以及數據應用這三個階段；從數據安全治理的維度審視，存在事前預防、事中控制以及事后補償這三個階段。

展望未來，杜小勇表示，通過大力發展上述多個方面的安全保障，提供涵蓋制度政策、標準規范、技術、產業以及實踐案例等全方位的措施，從而構建起數據流通的安全治理體系。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